有公检法关系的研究也不算多。
群众行为遵循三种基本的模仿律：下降律（下等阶层对于上等阶层的模仿），几何级数律（时尚和谣言以滚雪球的方式扩散开去），先内后外律（个体对于本土文化的爱好总是优于外域文化）。此后几年间，商务印书馆又陆续推出勒庞《政治心理》（1921）、《意见与信仰》（1922）、《世界之纷乱》（1930）等著作的中译本，译者均为毕业于法国索邦大学、曾入法兰西学院师从伯希和的史地学家冯承钧先生。
例如：君者群也，言群下之归心也，可谓众人自外来而益之矣。 弗洛伊德进一步对群众心理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作出解释。在群众的边界之内，又可以依据与革命关系之亲疏远近而区分出不同的等级。据英国学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考察，mass（大众、民众、群众）一词从15世纪起就被广泛采用，最接近的词源为法文masse和拉丁文massa，意指可以被用来铸造的一堆材料，从中演变出大量的、浓密的、集合的、没有定型的、无法区隔的之意。群众路线的核心，是关于党（先锋队）与群众之关系的表述。
以前述张九如的讲义《群众心理与群众领导》为例，作者以二百多页的篇幅专论群众领导法，其要点包括：群众有服从领袖的本能，常需要领袖的领导，群众运动常能造成意外的领袖。 这是易受蛊惑的群众。法律就像剪刀，而社会就像一块布，手握法律的人可以把社会剪成他所希望的样子。
这意味着我们既不能等到社会条件成熟了才来建设法治，也不能不顾社会实际进行变法。法治建立的过程是国家嵌入社会的过程，因此，法治建设不仅是宏观层面的问题，而且它的微观生长机制也极为重要。基于剪刀理论，法律是一种由法律人制造的可以独立于社会、自足的规则体系，当然可以借助法律移植获得并成功运行。因此，认识和把握法治实施的资源，离不开对社会是如何构成的考察。
对我们来说，当前法律体系及其运作还面临着与非正式规范之间的复杂关系，法律秩序与其他规范性秩序之间远没有达到有效整合的程度。中国的立法急剧增长，但是新建立的法律并不能完全契合基层社会的需求，尤其是日常秩序的维系和生活纠纷的解决。
加强法治的社会基础，关键在于增强法治及法律实施机制的回应性、通过试错和修正机制提升法律的适应性以及建设支持法治的微观机制。剪刀理论的核心主张是法律可以充当制造社会变革、改变社会的工具，法律可以形塑社会。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得益于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制度与社会之间的差距，变革过程中制度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有关法治的理论，需要建立在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
但是，还有很大的改善和提升空间。这得益于微弱但基本有效的社会基础，即社会自身对非正式约束和微观秩序的生产以及改革中产生的秩序生发源泉：一是来自基层社会进行的制度创造和努力。但是基层社会本身具有生产秩序的需求、创造力和机制。影响和塑造人们的行为以及塑造微观秩序的因素有许多，这些因素同时就是能够转化法治本土资源的因素。
他看到了西方法治、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长出来的，而中国的法治是建出来的。不管个人有何种动机，酒驾的行为因法律得到相当大的改变。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着眼于探究社会获得秩序的源泉以及生产秩序的机制是什么。基层社会创造制度、生产秩序的能力并不平衡，但是大量的微观社会如村落、工厂还是有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控制能力，一些基层社会或领域甚至还能够继续产生行之有效的非正式制度。
近年来，中央特别提出加强和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能够形成对法律和国家最强的抵制和冲突的领域往往来自文化，包括那些与国家不同的信念体系、价值观、认知模式、情感等。在基层社会中会发现政治、文化、组织可能相对独立存在，并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秩序的形成。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的破产法问题就显示出法律超越一定的社会基础所面临的困境。观察司法领域的轰动案件，会发现不同的司法取向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法治建设不能局限在形式法治层面。
典型的问题如过多的违法，不仅源于法律及其运作的不足，也源于守法的缺失。法律和其他非正式约束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实施机制决定着秩序的现实状态。
其三，组织方面，随着1949年以来的国家建设、经济制度变革，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律体系发展和法治建立的过程与改革开放同步，并体现出中国改革的这种特征和经验，即阶段性、渐进性和试验性。
当然，在地方生活或群体关系中，更多的是三种资源的混合形态，它们往往以一种相互嵌入的隐蔽方式塑造、建构或影响着规范性秩序。这些非正式机制有效地提供了高度网络化社会交往对规则和秩序的需求，成为了国家法律的有效补充。
经济方面，改革土地制度，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从生产队变为农户。大量的法律人类学、制度经济学研究都表明，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对于各个社会领域的秩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法治的社会基础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法治建设受到社会的基础因素制约。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无论如何变迁，人们总是不同程度地生存于某些组织之中，完全的个体主义并不存在。但是，法律作为一种基于计划（人为理性）产生的制度，相较基于社会演化产生的非正式制度，其外在性始终存在。
提升法治发展的内生性，需要从两个方面加强： 1. 增强法治及法律实施机制的回应性 法律是解决问题的制度工具，法律的回应性重在权能的发挥。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第一，中央所说的乡贤重在新，也就是所谓乡贤应该是符合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乡土杰出人物。
然而，任何变革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基础，变革路径无法超脱其存在的社会。如前所述，分级制政策试验等政策决策和制度发生机制，使我们的改革和制度建构具有了较强的适应性和调整能力。
在改革开放的40年实践中，中国的立法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经验。组织的功能在于社会成员按照某种形式、准则形成联系并产生出行动。摘要：法治本土资源论可以重新阐释为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问题：一是法律和制度是否建立在国家自身的基础上，对本土社会实际具有适应性，这关系到能否实现法治发展的内生性和自主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例如，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对于生与死、现世与彼岸的不同认识，塑造出不同的丧葬秩序，并与国家的殡葬法制发生各种关系。法治是在社会变迁中得以建立。
但是，这一过程同时是国家收缩的过程，国家对乡村的社会控制、秩序供给明显减弱。五是国家建立起的立体化治理体系。
2019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201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实施意见》突出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无疑是有的放矢的。如2003年非典引发的公共卫生领域法律完善，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引起的乳制品领域法制完善等。